病房裡，徐璐的哭喊漸漸變成了絕望的嗚咽。
劉美娟看著床頭柜上那三份像是催命符一樣的文件，又看看面如死灰的女兒和唉聲嘆氣的丈夫，第一次感覺到了滅頂的絕望。
她顫巍巍地拿出手機，螢幕上是無數個未接來電和辱罵信息。她哆嗦著，翻找通訊錄，找到了那個被她備註為「冤大頭林」的號碼。
現在，這個「冤大頭」，成了她們家唯一的，也是最後的救命稻草。
只要林薇肯開口，肯原諒，肯說那八十萬不要了，甚至肯出面幫她們說句話，或許周家就不會逼得這麼緊，或許事情還有轉機……
她按下撥號鍵，將手機緊緊貼在耳邊，心裡瘋狂祈禱：接電話，求求你接電話！
電話里傳來的，是冰冷而標準的系統女聲：「對不起，您撥打的電話正在通話中，請稍後再撥……」
劉美娟不死心，再撥。
依舊是「正在通話中」。
她不知道，就在半個小時前，我已經把這個號碼，拖進了黑名單。
十年的通道，早已關閉。
通往救贖的門，也從不是為她們這種人打開的。
06
第二天清晨，我是被基金會辦公室的座機鈴聲吵醒的。
打電話來的是助理小唐，她的聲音帶著熬夜後的沙啞和壓抑不住的興奮：「薇姐，您今天……最好晚點來基金會。門口，已經被記者和看熱鬧的人堵滿了！還有送花的，送錦旗的，堆了一走廊！」
我揉了揉太陽穴，起身拉開窗簾一角。樓下我住的這棟老居民樓門口，倒是還算清凈，只有幾個晨練回來的老人。
「情況怎麼樣？」我問。
「《城市晚報》凌晨就出了深度報道，標題是《十年資助，換不來一杯喜酒——善良與忘恩負義的人性對照》。寫得很紮實，把前因後果，包括那份協議都寫清楚了。現在網上全炸了！」小唐語速飛快，「咱們基金會的官網、公眾號，訪問量爆了！後台湧進來好多捐款，還有無數留言，都是支持您的，罵徐璐一家的，還有很多人詢問怎麼申請資助或者參與志願活動！」
「媒體那邊呢？」
「除了晚報，好幾家電視台的民生新聞欄目、本地的幾個大V號、短視頻平台，全都在跟！角度都差不多，一邊倒。周家那邊好像也出了力，引導輿論重點在批判忘恩負義，弘揚您的善舉。對了，周浩的個人微博今天凌晨發了個簡短的道歉聲明，說自己『識人不明，深感愧疚』，還表示會以個人名義向『微光助學基金』捐贈一百萬，支持公益事業。」
我沉默了一下。周浩這個舉動，在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。對周家而言，這是切割，也是挽回聲譽、樹立正面形象的最快方式。一百萬，對周家不算什麼，但對我這個小小的基金會，是一筆巨款，也能堵住很多可能質疑他們「為富不仁」的嘴。
「薇姐，這錢……」小唐試探著問。
「收下。」我說得很乾脆，「以基金會的名義，開具正規捐贈發票和證書。註明定向用於偏遠地區女童助學項目。流程全部公開透明。」
「明白！」小唐應下，又遲疑道，「那……徐璐那邊，還有她家，現在……」
「與我們無關了。」我打斷她，「小唐，記住，從昨天我走出酒店那一刻起，她們的一切，都與我無關。基金會的工作是幫助需要幫助的人，不是糾纏於過去的恩怨。你把媒體協調好，可以接受採訪，但只談基金會的工作和理念，不評價具體個人。如果問起昨天的事，就引用我們已經公開的資料和協議，不作額外說明。」
「好，我知道了薇姐。」
掛了電話，我洗漱，吃簡單的早餐，換上一套和平時沒什麼區別的素色襯衫和長褲。看著鏡子裡平靜的自己，我知道，真正的考驗現在才開始。如何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巨大關注，如何不讓基金會偏離初衷，如何在這喧囂中保持本心。
我開車去基金會。離辦公室還有一條街，就看到路邊停滿了各種採訪車，長槍短炮對著我們那棟不起眼的小樓。門口圍著不少人，有記者，有舉著手機直播的主播，還有一些看起來像是普通市民，有的拿著花束，有的拉著自製的小橫幅，上面寫著「支持林薇女士」「善心不應被辜負」。
我把車停在稍遠的停車場，步行過去。很快有人認出了我。
「是林女士！林薇女士來了！」不知誰喊了一聲，人群瞬間騷動起來，記者們蜂擁而上，閃光燈噼里啪啦響成一片，話筒幾乎要戳到我臉上。
「林女士，請問您對周浩先生的捐款怎麼看？」
「林女士，徐璐一家現在聯繫您道歉了嗎？您會原諒她們嗎？」
「林女士，您資助了十年，現在後悔嗎？」
「林女士，您下一步有什麼打算？會起訴徐璐履行還款協議嗎？」
問題像潮水般湧來。我停下腳步，沒有躲閃，只是微微抬起手，示意大家安靜。或許是我臉上的平靜有種奇異的力量，周圍的嘈雜聲竟然真的漸漸小了下去。
我環視了一圈，目光掃過那些或好奇、或同情、或興奮的臉，緩緩開口，聲音清晰：「感謝各位媒體朋友和社會各界關心。關於昨天的事情，我已經通過《城市晚報》做了說明，所有情況以報道為準。我個人的態度很明確：過去的，就讓它過去。我做了我該做、想做的事，問心無愧，這就夠了。」
「至於『微光助學基金』，它成立的初衷，是彙集點滴力量，幫助那些身處困境、但心懷希望的孩子們，照亮他們前行的路，僅此而已。我們無意，也無力承擔太多道德評判的功能。基金會目前運轉正常，我們會妥善使用每一分善意捐款，繼續專注做好助學這件事本身。」
「最後，我想借這個機會說一句。」我頓了頓，看向幾個正在直播的手機鏡頭，「我資助徐璐，是我個人的選擇。她現在走的路，是她自己的選擇。每個人都該為自己的選擇負責。這件事，希望大家不要過度解讀和消費。把關注，留給更多真正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，留給那些默默奉獻的普通好人。謝謝大家。」
說完，我對著人群微微欠身，然後在趕來的小唐和基金會另外兩位同事的協助下，分開人群，走進了我們小小的基金會辦公室。
身後，記者們還在喊著問題，但我的態度已經明確。
辦公室里果然堆滿了鮮花和錦旗，幾乎無處下腳。同事們都在忙碌地接電話、回復後台信息、整理捐款明細，每個人臉上都帶著一種複雜的情緒，有被認可的激動，也有面對突然爆紅的無措。
「薇姐，剛才有好幾個本地的企業家打電話來，想談合作或者大額捐贈。」負責外聯的同事拿著記錄本過來。
「按流程接待，評估合作意向是否與我們的宗旨契合，嚴格審核資金來源。」我吩咐道，「記住，熱度是一時的，基金會的長遠發展，靠的是專業、透明和持久。不要被眼前的數字沖昏頭。」
「明白了。」
我走進自己的小辦公室，關上門，隔絕了外面的喧囂。坐下，打開電腦，開始處理積壓的郵件。有一封郵件，標題是「道歉與懇求」，來自一個陌生的郵箱，但發件人名字是「徐璐」。
我移動滑鼠，光標在郵件上停留了幾秒，然後，徑直拖進了垃圾箱，永久刪除。
有些錯誤，不是一句「對不起」就能抹去。
有些裂痕，一旦產生，就再也無法修補。
我給過她機會，在婚禮之前，在她說出「遠房親戚」之前，甚至在她閨蜜含沙射影之前。
是她自己，親手斬斷了所有回頭的路。
與此同時，城市的另一端，徐璐一家正經歷著地獄般的煎熬。
周家的律師函和最後通牒像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頭頂。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，將她們一家的名字和「忘恩負義」「吸血鬼」牢牢綁定。網絡上的滔天巨浪，已經從道德批判蔓延到了人肉和無所不用其極的辱罵。
劉美娟和徐建國的手機早就被打爆然後被迫關機。他們在城裡臨時租住的小公寓地址不知怎麼被泄露了，門口被人扔了垃圾、潑了油漆，寫著「白眼狼」「去死」等字眼。房東嚇得要他們立刻搬走。
徐璐躲在醫院不敢出去，但醫院也不是凈土。有小護士偷偷拍照發上網，有病人家屬指指點點，甚至有人隔著病房門罵。醫生委婉地表示，她只是情緒激動導致的暫時暈厥，身體已無大礙，建議儘快出院。
更雪上加霜的是，徐璐剛剛通過面試、原本十拿九穩的一家知名外企，一大早發來郵件，以「經過綜合評估，認為您的價值觀與公司文化不符」為由，收回了錄用通知。其他幾家正在接洽的公司，也全部沒了下文。她「名校畢業」「獨立自強」的漂亮履歷，如今沾上了洗不掉的污點。
劉美娟偷偷用新買的電話卡聯繫老家的親戚，想回去避避風頭。電話那頭，親戚支支吾吾，最後說：「美娟啊，不是我們不幫你，現在老家這邊也傳遍了……你爸媽氣得躺床上呢，說沒臉見人。你們……你們還是先在城裡想想辦法吧。」
連最後的退路都沒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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