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話是臘月二十八打來的，窗外飄著入冬以來最大的一場雪。
陸建舟當時正在用一方古拙的歙硯磨墨，準備寫今年的最後一副春聯。
那通電話後，他手裡的烏油大毫「哐當」一聲掉在地上，墨點濺開，在那張準備書寫「萬事如意」的宣紙上，暈開一團團無法挽回的狼藉。
他沒有去扶，只是轉過頭，用一種我從未見過的，混雜著悲憫和冰冷的眼神看著我，說：「蘇青，她沒錢過年了。」
01
「九百萬，一分都沒給我們留。」
我關掉抽油煙機，把最後一盤菜端上桌，聲音不大，卻足以讓坐在客廳沙發上的陸建舟聽得一清二楚。
他沒回頭，脊背挺得像一桿標槍，手裡捏著電視遙控器，漫無目的地換著台。
螢幕上光影交錯，映著他沉默的側臉。
「建舟，我在跟你說話。」我解下圍裙，走到他面前。
「我聽見了。」他終於開口，聲音沙啞，視線卻依然膠著在電視上，仿佛那無聊的午間劇場裡藏著什麼驚天秘密。
這種逃避的態度像一根針，精準地刺入我心中最柔軟也最憤怒的地方。
半年前，婆婆張桂芬住了三十多年的老房子拆遷，一筆九百萬的巨款砸下來，在我們這個二線城市，足以讓任何一個普通家庭瞬間實現階級跨越。
我和陸建舟結婚八年，從一無所有奮鬥到有房有車，背著一百多萬的房貸，日子過得精打細算。
我們從未指望過這筆錢，但人之常情，總覺得婆婆會一碗水端平。
可我們都錯了。
家庭會議上，婆婆清了清嗓子，當著所有親戚的面，雲淡風輕地宣布：「我年紀大了，錢放在手裡不踏實。建海最近在搞新能源項目，前景好，我尋思著，就把這錢都給他去闖事業吧。」
整個客廳鴉雀無聲。
我下意識地看向陸建舟，他卻像一尊石雕，臉上沒有任何表情。
小叔子陸建海則是一臉掩飾不住的得意，他親熱地摟著婆婆的肩膀，大言不慚：「媽，您放心，等我項目成功了，我給您和哥嫂換大別墅！以後你們就等著享福吧！」
我當時就想站起來，用我身為財務審計師的專業知識，問問他那所謂「新能源項目」的商業計劃書在哪裡？
財務模型是什麼？
風險評估做過沒有？
但我終究是忍住了。
我看了看陸建舟，他只是低著頭，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茶杯邊緣，仿佛這一切都與他無關。
他的沉默，就是默許。
從那天起，我和陸建舟的婚姻就進入了冰河期。
我無法理解，那不是九塊錢，不是九百塊錢，那是九百萬！
是他父親半生辛勞換來的房子，是他應得的那一份。
他為什麼可以如此輕易地放棄？
「你到底在想什麼？」我終於忍不住，奪過他手裡的遙控器。
電視螢幕暗了下去，客廳里只剩下令人窒息的安靜。
陸建舟這才緩緩抬起頭，他的眼睛裡布滿血絲，像是很久沒有睡過一個好覺。
他看著我，嘴唇動了動，卻什麼也沒說。
「沒擔當。」我從牙縫裡擠出這三個字，轉身走回臥室，「砰」地一聲關上了門。
我知道這不公平，八年的感情，他對我一直很好。
可這件事，像一根毒刺，扎在我心裡，拔不出來，日夜煎熬。
那之後的半年，我們分房睡。
家裡的空氣仿佛凝固了，我們像兩個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。
我開始加班，用瘋狂的工作麻痹自己。
我甚至偷偷諮詢了律師，起草了一份離婚協議。
我以為，我們的婚姻已經走到了盡頭。
我只是在等一個合適的時機，一個能讓我徹底死心的契機。
我沒想到，這個契機，會是婆婆的一通電話。
02
半年時間，足以改變很多事。
小叔子陸建海的朋友圈，從最初的意氣風發，天天曬各種高端酒會、項目洽談，逐漸變成了心靈雞湯和故作高深的行業分析。
作為一名專業的審計師，這種轉變在我看來，是一個清晰無比的危險信號——現金流出問題了。
我曾不止一次，想把我的分析告訴陸建舟。
有一次，我整理完一份上市公司的審計底稿，已經是凌晨兩點。
鬼使神差地，我打開了陸建海那所謂「中州新能源」的公司網站。
粗糙的頁面，盜用的新聞圖，以及幾份語焉不詳的「合作意向書」，漏洞百出，完全是一個典型的「龐氏騙局」外殼。
我截了圖，把最關鍵的幾處邏輯錯誤用紅框標出，做成了一份簡單的報告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把列印出來的報告放在陸建舟的餐盤旁。
「建海的項目，可能是個騙局。」我儘量讓自己的語氣聽起來客觀冷靜，像在陳述一份工作報告，「你看這幾點，不符合商業邏輯。我建議你提醒一下媽，讓她至少把剩下的錢拿回來。」
陸建舟拿起那幾張紙，逐字逐句地看完了。
他臉上的神情沒有絲毫變化，既不驚訝，也不憤怒。
他只是把報告對摺，再對摺，放進口袋裡。
「我知道了。」他說。
然後，就沒有然後了。
他沒有去找婆婆，也沒有去找陸建海。
日子照舊，他上班，下班，沉默地吃飯，然後回到他的書房，一待就是半夜。
我的心，在那一刻徹底冷了下去。
這不是懦弱，這是麻木。
一個男人，可以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母親被騙，看著自己的家庭資產被揮霍，而無動於衷。
我找不到任何理由為他開脫。
離婚協議書，我簽好了自己的名字，放在了床頭櫃的抽屜里。
蘇青，我對自己說，再等一等，等到年終獎發下來，就徹底做個了斷。
這期間，婆婆張桂芬給我打過兩次電話。
第一次，是拿到錢的第二個月，她意氣風發地告訴我，建海給她買了個最新款的蘋果手機，還帶她去省城最高檔的餐廳吃了一頓飯。
「青青啊，你看，還是建海有出息。你跟建舟，就是太保守了，守著那點死工資有什麼用？」
我捏著電話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第二次，是四個月後，她的語氣里已經有了一絲不易察純的焦慮。
「建海說項目現在到了關鍵期，需要追加投資，到處都在燒錢。哎，做大生意就是不容易啊。」
我只是「嗯」了一聲。
「你跟建舟，最近怎麼樣？他……沒說什麼吧？」她旁敲側擊地問。
「他能說什麼，」我冷淡地回了一句，「他什麼都沒說。」
電話那頭，婆婆如釋重負地鬆了口氣。
我掛掉電話，看著窗外灰濛濛的天，只覺得一陣荒謬。
他們一家人，自導自演著一場發財夢，而我和陸建舟，仿佛是這場大戲裡局外人。
不，只有我是局外人。
陸建舟，他是那個沉默的觀眾。
那段時間，我甚至開始懷疑，陸建舟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什麼，或者，這一切本就是他們母子三人合起伙來，演給我看的一場戲？
目的就是為了名正言順地把財產全部轉移給小叔子？
這個念頭一旦產生，就像藤蔓一樣瘋長，纏得我透不過氣。
我開始觀察陸建舟的一舉一動。
他沒有任何異常，只是比以前更沉默，書房的燈也亮得更晚。
有時我起夜，會看到他書桌上攤著一些厚厚的法律書籍，旁邊還放著一杯已經冷掉的濃茶。
他在看什麼？
難道是想打官司？
可他連跟母親正面溝通的勇氣都沒有。
我心中充滿了鄙夷。
一個只敢在深夜裡「紙上談兵」的男人，還能指望他什麼呢？
直到那個雪天，那通電話的到來。
03
臘月二十八，離過年只剩兩天。
我提前休了年假，正在廚房裡慢悠悠地燉著一鍋蓮藕排骨湯，準備晚上和陸建舟進行最後一次「談判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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