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凌晨兩點的電話撕開六年傷痕：260萬拆遷款買斷了我的婚姻與付出。從免費護工到凈身出戶，一個女人的覺醒比晨光更鋒利——'六年的眼淚流乾了，現在剩下的是一顆硬得像石頭的心。'當顧家再次需要她時，她折斷手機卡的動作比離婚協議更決絕。"
電話鈴聲在凌晨兩點響起時，我正在給窗台上的綠蘿澆水。
螢幕上跳躍著「顧家明」三個字，水壺懸在半空，水滴落在葉片上，像誰在輕輕嘆息。
「林汐，爸又不行了，這次是腦梗，你快來市立醫院！」
顧家明的聲音像被砂紙磨過，帶著六年如一日的理所當然。
我把水壺放下，手指在濕漉漉的窗台上划過一道痕跡：
「沒空。」
「你說什麼？」
他的呼吸滯住了。
「我說，沒空。」
我的聲音平靜得像深秋的湖面，
「拆遷款到帳那天起，我和你們顧家就沒關係了。你忘了嗎？260萬，沒我一分。」
電話那頭傳來他母親趙美蘭尖銳的搶白聲：
「林汐你還有沒有良心！老爺子躺了六年，是誰——」
我按下了掛斷鍵。
窗外的夜色濃得像化不開的墨，我把手機倒扣在茶几上，玻璃桌面上映出一張三十三歲女人的臉。
眼角有了細紋，嘴角習慣性地下垂，這是六年照顧病人留下的印記。
可最深的痕跡不在臉上——在心裡，在帳本上，在那張白紙黑字的拆遷款分配協議上，在所有被理所當然消耗掉的日子裡。
我叫林汐，雲城人，嫁到顧家七年。
六年前，公公顧長海突發腦溢血癱瘓在床，婆婆趙美蘭以心臟不好為由，把照顧的擔子推給了我。
我辭了惠康公司會計的工作，頂著娘家「嫁出去的女兒不該這麼吃虧」的壓力，開始了日復一日的護理：凌晨三點換尿墊，清晨六點做流食，上午按摩僵硬的四肢，下午推輪椅曬太陽，深夜聽著老人含糊的嗚咽聲無法入眠。
顧家明是長子，下面有個妹妹顧家麗，早嫁到外地。
他總說：
「林汐，你最細心，爸交給你我放心。」
他的放心，是六年里他照常升職加薪出差應酬，是婆婆每天跳廣場舞打麻將，是我母親偷偷抹淚說我傻，是我弟拍桌子讓我離婚回家。
最深的刺，埋在三個月前。
老宅拆遷的消息傳了三年，終於落地。
260萬補償款打到顧家明帳戶那天，全家開了個會。
婆婆趙美蘭握著一沓文件，臉上的笑容是我六年來從未見過的燦爛：
「林汐啊，這些年辛苦你了。但這拆遷款呢，是顧家的祖產，按規矩，得留給顧家的血脈。」
顧家明坐在沙發上，低頭刷手機，眼皮都沒抬。
「家明？」
我叫他。
他這才抬頭，眼神飄忽：
「媽說得對，這是顧家的錢。咱們夫妻一體，我的不就是你的？」
「那寫我名字嗎？」
我問。
婆婆立刻插話：
「那不成！這是要給未來孫子留的！林汐，你這些年沒給顧家添個一兒半女，我們也沒怪你，但錢的事不能糊塗。」
我的子宮在二十六歲那年查出問題，懷孕幾率極低。
這件事，在婚前我就告訴了顧家明。
他說：
「我愛的是你這個人。」
婚後第七年，這句話變成了婆婆口中的「沒給顧家添丁」，變成了拆遷款分配時最正當的理由。
協議是顧家明拿給我的，需要我簽字放棄權益。
「就是個形式，」
他說，
「錢放我這兒，以後都是咱們的。」
我沒有簽。
三天後，我發現帳戶里每個月三千的家用停了。
顧家明說公司效益不好，婆婆說菜價漲了要省著點。
我用自己的積蓄墊了兩個月，直到看見顧家麗朋友圈的照片——她開著新車，配文：
「謝謝哥哥嫂子的大紅包，拆遷福氣到！」
我截了圖發給顧家明。
他半小時後才回：
「妹妹不容易，幫襯點是應該的。你別這麼計較。」
那天下午，我把六年的護理記錄、醫藥費票據、辭職證明攤在客廳茶几上，厚厚三本文件夾。
顧家明皺眉：
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
「算帳。」
我說，
「六年，按市場價護工工資每月六千，合計四十三萬兩千。我辭職前月薪八千，六年損失五十七萬六千。墊付的醫藥費、營養品、尿墊等開支，共八萬七千三百元。零頭抹去，一共一百零九萬五千。」
婆婆趙美蘭尖聲笑起來：
「林汐你瘋了！一家人算這麼清楚？」
「從今天起，不是了。」
我收起文件夾，
「拆遷款我不要了，這些錢，就當買斷我這六年的勞務和顧家媳婦的身份。」
顧家明終於慌了：
「你什麼意思？」
「意思是，」
我拉出行李箱，開始收拾自己的衣物，
「我們離婚。」
接下來的三個月，我在城西租了間小公寓，找了份代帳公司的兼職。
顧家明來過三次，第一次憤怒，第二次勸說，第三次帶著婆婆一起哭訴老爺子離了我不行。
我換了鎖，拉黑了他的微信，只留了電話——不是心軟，是想看看，這家人還能拿出什麼戲碼。
直到今夜這個電話。
腦梗。
市立醫院。
我盯著茶几上倒扣的手機，螢幕又亮了一次，還是那個號碼。
我沒有接，而是打開手機銀行，查了查餘額：一萬三千四百元。
這是離婚程序啟動後我僅剩的錢，官司還在打，顧家明拖著不肯離，律師說至少還要半年。
窗外傳來救護車的鳴笛聲，由遠及近，又由近及遠。
我想起六年前，也是這樣的深夜，顧長海第一次倒下時，我穿著拖鞋就往醫院跑，連外套都忘了拿。
那時候真年輕啊，以為付出就能換來將心比心，以為犧牲就能贏得尊重。
我倒了杯水，慢慢喝完。
水是溫的，流過喉嚨時沒有任何波瀾。
手機終於安靜了，螢幕暗下去，像一隻閉上的眼睛。
明天我要去律師那裡，催促離婚案進度。
還要去人才市場，找份正式工作。
三十三歲，有六年職業空窗期，前路不會容易。
但再不容易，也比待在顧家容易——那種每天被當成免費保姆還要感恩戴德的容易，那種付出一切最後被一張協議輕飄飄抹殺的容易。
天快亮時，我給母親發了條信息：
「媽，我徹底斷了。以後只聽你的話。」
母親秒回：
「好。回家來，媽養你。」
我沒有哭。
六年的眼淚，早在看到拆遷款分配協議的那天就流乾了。
現在剩下的，只是一具還需要吃飯睡覺行走的軀殼，和一顆硬得像石頭的心。
窗台上的綠蘿在晨光中舒展葉片，我忽然想起，這盆植物是公公還能說話時送的。
他說：
「林汐，這綠蘿好養，給點水就能活，像你。」
當時我以為這是誇獎。
現在明白了，在有些人眼裡，好養、給點水就能活，意思就是——廉價。
晨光徹底漫進房間時，我站起身，把手機卡取出來，折斷，扔進垃圾桶。
然後從抽屜里拿出新辦的號碼，插進手機。
第一個電話打給律師：
「張律師，我要加速離婚程序。條件可以再降，我只要儘快自由身。」
第二個電話打給代帳公司老闆：
「王總，您上次說的全職崗位，我考慮好了，周一就能上崗。」
做完這些，我推開窗戶。
清晨的空氣湧進來，帶著早秋的涼意。
樓下的早餐攤剛支起來，油條的香氣飄上來，混著豆漿的甜味。
我深深吸了一口氣。
六年了，我第一次聞到早晨的味道。
新工作是在一家叫「誠悅」的小型會計事務所。
辦公室在老舊寫字樓的七層，三十平米的空間擠著六張桌子，空氣中總有股複印紙和速溶咖啡混合的味道。
王總是個五十來歲的男人，謝頂，說話時喜歡用手指敲桌面：
「林小姐，雖然你六年沒做全職，但簡歷上的經驗是實的。我們這裡業務雜，小公司報稅、工商年報、審計輔助都做，工資四千五，三個月後看錶現調薪，能接受嗎？」
我點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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